4月10日，刚从欧洲讲学回国的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先生，来不及倒时差，就被作家出版社拉到北京。在短短几天里，他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当代青年学子演讲，场场爆满并引起轰动；在风入松书店、西单图书大厦，他不辞辛劳地为广大读者签名售书，并与之交流、沟通。不久以前，国内有关传媒对余秋雨的报道可谓五花八门，为了真实地了解读者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在作家出版社的组织安排下，余秋雨先生于4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天伦王朝饭店接受了本报在内的首都共8家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最早李书磊先生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指出了余秋雨散文作品中的某些硬伤。本报去年也曾刊登过江苏读者吴海发《致余秋雨教授一封公开信》，对余秋雨先生作为学者身份还是散文家身份来写作提出质疑，认为学者的余秋雨不应该在其散文作品中出现某些硬伤。后来又有了余秋雨在其《山居笔记》一书中的自序和各大传媒所刊登的余秋雨《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此举迅速激起了部分读者的反感，他们认为余秋雨太“上海男人”了，作品中出现点硬伤算得了什么，值得花2．5万字的笔墨在一部20万字的书序中自辩吗？而且《山居笔记》自序与《告全国读者的一封信》给社会同样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信息是，余秋雨对自己作品中的硬伤置若罔闻，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把盗印其作者与批评其作者牵连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大家余秋雨也太小家子气了，整个儿一个上海男人！
对于传媒的这些批评报道，长期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余秋雨先生均一概不知。他告诉记者：“即使知道了一些，那也是后来的事。我长期在外，北京的报纸我很少看。所以报纸上说些什么，大多是朋友转告我的。有人还劝我有所反应，我说这没什么，让它去吧。”
余秋雨很明确地告诉记者，他不认为自己是上海男人。其理由，首先是年少时生长于农村，后随父才到上海读中学，虽混迹于都市，但他最拿手的作文所描写的是一派广阔的乡村景象，而决非弄堂文学。当大学进上海戏剧学院直到留校任教、考上该院院长，余秋雨先生也认为自己并未与上海男人为伍。他说，上海戏院里上海生源很少，大多来自全国各地，上海戏院也不讲上海话。辞去行政职务之后，余先生每年在上海停留的时间才一个多月。其次，余秋雨对上海及其变迁还是满意的。他说上海太多元化，上海男人也很多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是上海人，他身上体现出的周到、厚实、温和，就是上海男人的某些特征，余秋雨称这是对上海男人的一种“移位观测”；还有本位观测，即看现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男人，他们也很敬业认真，所以才把上海这座城市规划改造得那么好；最后才是流动的小市民，即外地人印象中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斤斤计较的上海男人。其实，上海人本身也反感这一类。余秋雨说，可喜的是，这类人已从早期的社会主要景观改造成如今社会的边缘状态。
由此可见，余秋雨不认为自己是上海男人，即使有人硬把他说成是上海男人，余先生也并不为戴上这顶“桂冠”而感到丝毫的羞愧。
在一直很疲软的书市上，《霜冷长河》以26万册的销售奇迹打破了书业界的清冷。于是有人就说，有的读者哪是在买书，完全冲着余秋雨这位名人而来的。“余秋雨”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品牌？品牌又能否挽救书市？
读者总是清醒的。比如有人说，余秋雨到处演讲、签名售书，到处写文章发表并在电视里露相，这种炒作就是他在为自身树立品牌形象。但是，余秋雨对此感到很无奈。他告诉记者，如果“余秋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品牌的话，那这个品牌对于当事者——我来说，也是被动的，无意识的。第一是自己没有做任何品牌的积累，无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霜冷长河》，都不是同一个出版社运作的。第二，不能为品牌而品牌，他不认为“余秋雨”这个名字闹得很热闹就一定有读者市场；第三，无论是深圳讲话事件、为许晴出集子作序，还是《相约星期二》一书腰环，其实都是出版社为发行而开展的系列宣传运作，有许多事余秋雨先生自己还蒙在鼓里，是读者在事后人为地将这些事串成因果关系，并与余秋雨的主观意识联系起来。
对于图书品牌，余秋雨先生认为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系统操作图书品牌过程中，要防止两个短命的事情发生：一是品牌在形象宣传上名不副实；二是让品牌人做一些与本业无关的事情。常年旅行于世界各地的余秋雨语重心长地谈到，我国图书要走向市场，就一定要建立畅销书意识。他对社会意义上的畅销书定义为“暂时多数的名义”，它与学术著作无关，也与低级趣味划清界限。
余秋雨有趣地指出，国内的盗版者常常有很好的畅销书意识，但道义上不好；而我们的出版社相反，正规出版道义上很好，但没有树立起畅销书观念，结果老是被盗版者打败。
《霜冷长河》的销售奇迹是否可以印证“品牌救市”呢？余秋雨先生认为，他的书走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余秋雨”这个名字与读者已经建立了基本信任；二是他常常到各地去演讲，与读者见面对话；三是《霜天话语》伪本声明所产生的悬念；四是作家出版社一系列秘密防盗版出版运作。
据余秋雨称，第一个盗印其作的是一位台湾书商，翻印的是余秋雨一部早期学术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有趣的是，盗版者将原著中少数错别字都一一改正过来了，印制精良。当时的余秋雨为此事感到高兴与激动：“有人盗印我的书，这证明我的书还不错嘛！”为了感激盗印者，余秋雨费了很大功夫，查明该人系台湾一所大学校门口看书摊的老头。双方见面时，老人很感歉疚，并送20本书作为补偿，余先生欣欣然接受了。当问及盗印本为何比正版都好时，老人才透露是请台湾某大学高年级学生参与做的。于是余先生写了一篇《盗版有道》小文章发表了，以示回谢。
到如今，余先生对盗版书是“非常地不喜欢”。原因是国内的盗版本错字连篇，误漏百出，批量生产，给外界一种印象是：余秋雨乱写、乱出书。为此，他在自家里设有一个特殊书柜，专门用来收藏自己作品的盗版本。
余秋雨从自己的作品被盗印上看出了内地盗版者惟利是图的贪婪嘴脸。为此，他呼唤我们的法制进一步健全，国民的文化道德品质亟待提高。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霜冷长河》一改余秋雨过去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厚重风格，从以前关注文化遗迹或重大历史难题，到现在关注人生。余先生称，这是一种不同风格的延续，即放弃文化探索而改从道义上的传播与说教。他认为，文化应该在心灵陶冶上做点事情，所以就有了《霜冷长河》，余先生称这本书是“一位中年老师在和年轻人聊天”。
文化是社会的一种定力，余秋雨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宁静”境界。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位已有数年，余秋雨说这不属于文人下海之列，但对于“文人下海”，他持支持鼓励态度。他认为，文化人有一种安静的大气，他们知古今、天地、大小，有慈爱情怀，善良幽默。让文化人作领导者或企业家，把文化高贵的灵魂带进来，对社会的进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文化人不一定要固锁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应到各个领域的第一线去，固锁的文化人发射力太小。
从讲师到正教授到上海市文科高级职称评定小组组长，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作跳跃式发展。不是教授就当上了院长，余秋雨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要太在意职业之外的一些东西，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关键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这就像他自身的那份宗教情怀和静位感一样启示人们：虔诚的信徒不在乎磕头烧香，在于日常的行善积德。
